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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期法官沙龙——“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行、民衔接问题”研讨综述

时间:2019-04-23  来源:山东法得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浏览次数: 48 次
    3月22日,省法院举办第三期法官沙龙,主题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行、民衔接问题”,来自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专家和全省三级法院部分法官共计30余人参加了沙龙。大家围绕“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等问题,结合典型案例发表意见,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观点碰撞,气氛热烈而不失和谐,观点不同但目标一致。 1 专题一: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        谢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一庭庭长,从事刑事审判工作26年。
谢萍说,之所以选择食品安全问题作为本次沙龙研讨的主题,一方面是因为不久前的3.15晚会曝光出的食品安全问题和某中学食堂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社会关注;另一方面是因为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今年2月份国办又专门印发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党委政府对食品安全的责任。食品安全问题是全社会的责任,而执法、司法机关的责任更大,所以我们共同探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行民衔接问题,以期更好地履行好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坚决捍卫人民群众舌尖上安全的职责使命。
       汤伟,山东省公安厅食药环侦总队政委。
汤伟结合公安机关食药环侦部门的打击职能和工作实际,介绍了近年来我省打击食品违法犯罪工作情况、面临的形势、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以及进一步推动统一司法思想的意见建议。省公安厅食药环侦总队成立于2012年8月,负责打击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工作,目前全省16个地市公安机关都成立了支队。成立以来侦破了多起涉及范围广、危害严重、影响重大的案件。从总体情况看,当前我省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仍处于高风险期,呈现出集团化、产业化、智能化、网络化特点,隐蔽性强,反侦察意识极高。首先,保健食品非法添加风险仍处于高位,犯罪隐蔽性更强。大部分是通过网络实施,占全部食品领域刑事案件的比重达34.6%。其次,制售假冒伪劣白酒犯罪比较突出,主要是以低档次酒假冒高档次酒。最后,生猪屠宰环节注射违禁药物并注水问题高发多发。
       孙效晖,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干部,原省食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副局长。
孙效晖认为,政府食品药品稽查机构具体承办危害食品安全案件,对涉刑案件按规定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虽然刑法有明确的相关罪名,两高也有司法解释,国家、省有关部门也联合下发文件,但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困难,如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认定。2018年全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查处食品类案件占全部案件的70.5%,其中生产环节占比13.53%,经营环节占比85.82%,移送司法机关仅占比0.56%,总体与2017年基本持平。《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对于这方面的信息,建议畅通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协作机制,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食品药品安全。
       刘念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四级高级法官,从事调研工作10多年,参与起草法院工作报告和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司法规范性文件。
刘念虎认为:近年来全省法院审理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反映出对该类犯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但是实践中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有机衔接的问题,比如毒馒头、毒豆芽等,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证据上的难取证,导致一些案件只能消化在行政执法阶段,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二是出于落实从严打击理念,在重罪优于轻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方面还存在思想认识和法律适用不一致的地方,一些案件归入非法经营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上。三是在法规竞合的情况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还需要进一步区别开来,关键在于行为人在食品中加入的添加剂是否属于禁止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行为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危险犯,此罪与彼罪的问题仍需进一步厘清。从2018年全省法院司法统计数据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占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的28%,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仅占5%,由此可见对在食品中添加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行为需要加大打击力度,亟需统一思想认识,共同攻克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畅通行政执法案件进入司法审判的渠道,继续保持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蒋海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先后从事立案、审判管理、民事审判、刑事审判工作十四年,当前专注于经济犯罪审判工作。
蒋海年认为,在刑事审判中要对被告人判处刑罚,首先要解决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通说认为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犯罪主观要件、主体要件、客观要件、客体要件就构成犯罪。当前理论界的三阶层理论提出了犯罪构成该当性、不法和责任三个方面,相对于四要件学说中四个要素之间的平行关系,三阶层理论主张三个方面更有逻辑性,更成体系,且在处理疑难复杂案件、预防冤假错案方面,阶层理论具有显著优势。从我个人对三阶层理论粗浅的认识看,该理论对办案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要求我们在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必须坚持从客观到主观、从形式到实质、先一般再特殊的原则。比如对于涉及注水猪肉的案件,一般有两个具体行为,注射肾上腺素和注水,涉及到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两个罪名。注水属于在食品中掺杂掺假,但该产品经有关部门检验为合格产品,是否属于分则规定的情形?另外,即使符合分则规定,在本罪的违法性审查方面,由于该商品为合格产品是否侵犯到本罪所要保护的法益,是否属于违法事由的阻却?按照三阶层理论,思路似乎更加清晰,也更能注意到案件中的一些细节,然后再进行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判断,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罚当其罪的原则。
       吴进元,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
吴进元认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在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有明确规定。比如给生猪注射含有肾上腺素成分的药物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问题,“肾上腺素”属于激素类药品,注射使用比在饲料及动物饮用水中添加,更易被吸收。肾上腺素是一种强心剂,能够增加以及收缩、扩张除平滑肌以外的全身毛细血管,毛细血管打开后,水分能进到细胞组织内,增加水分含量,注水、保水,从而增加猪的体重,猪肉会呈现色泽鲜艳、卖相好的特点。人体摄入大剂量的肾上腺素能够兴奋中枢神经,还会引起惊厥,并能抑制呼吸中枢。超大量的肾上腺素,还可导致急性肺水肿。此类案件在证据认定和专家意见效力上还需要进一步理清思路、达成共识。
2 专题二: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相关问题        刘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监察二处副处长,从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17年,公益诉讼近4年。
刘艳认为,目前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主要在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和食品药品安全领域领域,实践中办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诉前公告、惩罚性赔偿金认定、调解和解等问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法检两家统一认识和标准。一、关于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后还有无必要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再提出惩罚性赔偿金问题,我认为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是性质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不能以一种责任替代另一种责任,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二、关于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有无必要,是否会造成更大恐慌问题,民事公益诉讼一般都是按照民事诉讼中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来提出诉讼请求的,在食品药品安全方面提出比较多的诉讼请求是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三、关于刑事和民事诉讼有序衔接和案件类型的恰当选择问题,应当在办案中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决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还是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提起公益诉讼,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最终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蔡学英,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从事刑事审判20多年,专注于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领域的刑事审判工作。
蔡学英认为,关于公益诉讼诉前公告问题,两高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否应该履行诉前公告程序,个人主张应该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公益诉讼的一种,履行公告程序有利于保障社会组织参与,因为诉讼公告的依据是程序参与原则,保证其他民事主体的参与权,这是最大化守护公益应有之义。对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前,在不违反保密规定且不影响案件刑事部分侦查等工作的情况下应当进行诉前公告。同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的案件类型,并且应当考虑刑事部分的审理和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的审理的有序对接。如果刑事部分审理争议较大或者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的审理过于复杂,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审理会影响到民事公益诉讼的构成认定或者刑事案件的审理进程,则不适于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审理。
       刘晓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法学博士,专注于环境侵权及公益诉讼理论与实务研究。
刘晓华认为,公益诉讼是与私益诉讼相对应的概念,为了更好地保护公共利益,在制度设计上特别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一、关于原告资格,从公益诉讼的目的和性质看,不应该进行过多的限制,但为了防止滥诉,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进行了适当的限制,即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才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二、关于管辖,因公益诉讼案件审理程序复杂、专业性技术性较强、审理执行难度较大,因此由中院管辖更有利于保障审判质量。但现实情况是因相关刑事案件以基层法院审理居多,在部分案件中检察机关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改变了级别管辖。三、关于公告,公益诉讼的性质决定了可以提起诉讼的原告并不单一,设立公告制度可以进行程序保障,促进其他机关、组织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并行使监督权。四、关于专家意见的效力,因为环境资源类案件专业性很强,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明确了其证据资格条件,经过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证据。五、关于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问题,私益诉讼可以搭公益诉讼的便车,如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提起私益诉讼的原告、被告均无需举证证明,但原告对该事实有异议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郭云云,德州市临邑县人民法院刑庭法官,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四年半。
郭云云认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区别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由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亦与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所区别。后者存在众多具体的消费者,因而具有具体的被侵权人,食品公益诉讼可以理解为由被侵权人之外的公权力机关代替众多消费者的利益提起的诉讼。在既有司法解释规定公权力代替救济私权利的情况下,公告成为一种必需程序。公告程序的设计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督促相关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参与诉讼并获取支持;二是告知被侵权人申报相关损失情况,以便民事权利获得保护,同时有助于案件后续执行。该目的的存在也就决定了公告程序应该存在于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而非审理阶段,即公告程序由检察机关进行进而获取更多支持性材料,暗合了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单独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条关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则将管辖权交予基层人民法院。该做法有节约司法资源的优势,但在当事人享有的“审级利益”方面出现了相悖之处。食品安全领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还存在一个值得探讨的关键性问题:刑事部分销售数额的认定与附带民事部分销售数额的认定问题。在刑事事实部分,销售数额的认定大多依照扣押的账本、银行流水等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并不排除不知晓全部消费者的情况存在。如果按照刑事部分认定的销售数额为基准确定被告人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那么在相关被侵权人未能全部申报具体损失数额的情况下,剩余的惩罚性赔偿金如何处理?食品安全领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尚处在司法探索阶段,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的不同也在客观上限制了相关程序的进行,如刑事诉讼视角下审查起诉阶段公告时间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理顺。
       苑伟,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助理。
苑伟认为,对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可以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问题,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核心是“保护公益”,尽管检察机关不是消费者,但是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要求赔偿义务人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惩罚性赔偿对其加以惩戒,对维护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大公益保护力度具有积极意义,符合惩罚性赔偿制度创设的本意。针对惩罚赔偿金的使用,目前有以下三种处置方式,一种是判决将惩罚赔偿金上缴国库,因为在不能确定具体消费者时,上缴国库最符合公益诉讼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第二种先由法院托管,待相关权益受损的消费者诉讼时效到期后,如无人主张权益,再由法院上缴国库。第三种是设立基金,将惩罚性赔偿金放入消费者权益基金,用于因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消费者救助工作中列支。个人更倾向于第三种做法,将该笔款项存放于专门基金账户,专款专用。
       陈东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法律硕士,专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建筑工程领域审判问题研究。
陈东强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非民事公益惩罚性诉讼发挥功能作用主阵地,应严格限制适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主要应在未进行刑事和行政处罚的情形下,一般在民事审判领域内适用。主要理由是:一、与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目的不符。对违约及侵权者进行制裁惩罚,有效防止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形的发生,实际上是通过赋予当事人一定的私权,以实现公法适用的公益目的。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已经受到刑事责任追究,国家和社会给予其最为严厉的否定性评价,公诉机关再从私法角度主张惩罚性赔偿,已经脱离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主要立法基础。二、同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不尽吻合。设立民事公益诉讼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广大消费者举证能力不足,诉讼成本过高,在实践中证明商品包括食品不合格、不安全的难度较大,但如果该纠纷已经涉及刑事案件,经过刑事侦查和审判,举证的主要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是否主张赔偿性赔偿私权,需要进行公告由消费者自行主张。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完全可以通过公权力机关的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完成。三、在客观上造成对同一行为的重复处罚。对该类行为的处罚往往涉及刑事罚金、行政处罚和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三种,根据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刑事、行政、民事责任可以并行,但可以与刑事及行政责任并行的民事责任一般指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责任,属于私权的范围。而民事公益诉讼的民事赔偿,属于维护公共利益,应当收归国库,具有与刑事罚金、行政处罚的同质性,所以该惩罚性诉讼有进行重复处罚的因素。四、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尽如人意。通过对近期国内一些地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案件的分析,惩罚性赔偿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威慑力同刑事责任追究相比相差甚远,也远不及行政处罚的及时有力。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往往难以兑现,且如果按照承担民事责任优先的适用原则,刑事罚金、行政处罚、税金收缴等可能会难以执行。五、与私益诉讼关系较难理顺。由于刑事附带民事涉及刑事案件的认定,私益诉讼是否可以突破公益诉讼根据民事诉讼证据主张赔偿可能会存在障碍。比如,刑事案件中将“减肥胶囊”认定为药品,处以较重的刑罚,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主张3倍销售额的赔偿。但消费者提起私益诉讼中主张被告系按照更接近食品的方式销售,主张10倍价款的赔偿。如果私益诉讼突破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认定了交易标的为食品,则可能直接影响刑事案件对药品犯罪的定罪量刑,在事实上形成私益诉讼受到公益诉讼限制的情况。六、与法律构架不完全一致。我国目前的社会管理体制是以公权力为主导的治理结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中对行政权的行使有非常细致的规定,但是民事公益诉讼并未被纳入其中,而仅仅是从消费者惩罚性诉讼中在食品药品领域参照涵生而出,不能替代法律配置的主要方式,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刑罚、行政处罚相冲突时,应尊重国家治理的总体结构设置,发挥主流机构功能。
       山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从事行政审判工作15年。
山莹认为,刑行交叉案件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相互交织与冲突的案件,以及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相互交织与冲突的案件。一般情况下,审理刑行交叉案件遵循刑事程序优先原则,即应当优先处理其中刑事部分的法律关系问题。主要法律依据是《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第六项和2001年实施的行政法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明确了行政案件审理中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明确了中止诉讼情形包括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刑事或者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则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以及对公安机构不予立案的案件依法进行处理做了具体规定。
3 专题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三个效果相统一的问题        方琳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四级高级法官,从事刑事审判工作18年,专注于经济犯罪审判与研究。
方琳琳认为,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有一个从轻视到重视到全面严打的发展过程。从政策层面来看,对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采取严打的刑事政策;从立法层面来看,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也坚持严打的立场,多次修改刑法相关的规定,降低证据标准和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幅度和重刑适用率。从司法实践看呈现从严打击,一是对于生产规模大、涉案金额大、生产周期长、非食品原料含量高、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群、造成严重后果、恶劣社会影响或危害食品安全的累犯、惯犯、主犯、主观恶性大的犯罪分子依法严惩,判处重刑直至死刑。对于此类犯罪判处的重刑率高,缓刑免刑适用率低,2018年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判处的重刑率是13.2%,远高于普通刑事犯罪;而缓免率15.24%,其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的缓免率12.5%,远低于普通刑事犯罪。二是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剥夺罪犯的非法获利和再犯资本。涉食品安全犯罪分子主观目的是牟取暴利,对其除判处主刑时,没收其违法所得,还得判处财产刑,最低对其判处生产、销售金额两倍以上罚金,且没有上限,对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罚得其“倾家荡产”。三是严格适用禁止令,禁止被告人其在一定期限内从事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行业,基于当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频发多发的现实情况,严厉打击此类行为符合保障社会法益和防治犯罪的要求。个人认为在坚持从严打击的同时,在具体个案的处理上还应该考虑刑法的谦抑性,审慎控制刑罚适用范围与程度,妥当地界定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触犯刑法的归刑法处罚,归行政法调整的让行政法调整。首先在适用刑罚时要进行价值和利益衡量;其次要把握刑罚度的问题,即刑罚适用的必要性和相当性;再次要科学考量裁判结果,由于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原则性、滞后性,需要法官在司法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现实需要兼顾案件个性、社会公认价值观、公共政策、法律精神等进行补充、矫正和完善,灵活处理个案,达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鉴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特殊性,为更好地防范此类犯罪的发生,法律规定了禁止令,在一定期限内或者终身禁止犯罪人从事食品安全关涉行业的生产、销售及相关经营。但禁止令能否从“纸上的法”转化为“行动上的法”,还需要各部门相应配套措施,在判决生效后由法院将生效法律文书送达市场监管和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建立食品从业人员“黑名单”信息库和对申请从业人员的禁止从业档案查询制度,将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信息集中纳入管理范围,并充分利用“黑名单”信息库推行相关食品卫生、食品经营许可前的档案查询落到实处,将行业禁止特别是终身禁止落到实处。
       冯艳楠,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数据调研组组长,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法学硕士,从事刑事审判研究7年。
冯艳楠认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坚持依法严厉打击,但具体到个案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律规定的行为,无论涉案数量、金额多少,无论是否造成实际危害后果,都构成犯罪。这体现了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也对应了我国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在我国,相当一部分食品生产加工是在小企业、小作坊中完成的,这些小微经营者单独来看经营额不大,获利可能也不多,却构成了影响食品安全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再加上案件调查、取证的困难,个案实际能够认定的数额可能很少。实践中虽然这些涉及小微经营者的案件依法可以入刑,但是在量刑上是不是可以综合案件具体情节,考虑适用缓刑;对一些情节更为轻微的,比如有毒有害物质含量低、销售数量很少、金额较小的案件,是不是可以依照《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来处理,以维护刑法谦抑性,并应进一步完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规则,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监管作用,避免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手段的缺位。
       谢宜山,淄博市沂源县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刑庭庭长,从事刑事审判工作近20年。
谢宜山认为,从司法解释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行为犯,只要有生产、销售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但是《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政处罚,且刑法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因此,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不能一律入刑定罪处罚。近几年审理的毒豆芽、松香拔猪毛等案件都没有经过行政处罚,且销售数额、获利较小,且是普遍现象,判决后社会效果一般。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要加大社会宣传,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研究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尹士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从事刑事审判工作6年。
尹士强认为,在严厉程度上,民事、行政、刑事责任是由轻到重的,从不同的层面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如何无缝衔接,让各种责任方式起到最大的社会效果,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刑罚处罚除产生对个人自由、财产的剥夺等直接影响外,还有众多附随影响,例如,《刑法》《食品安全法》关于禁止从业的规定,在公务员考试政审中要审查考生的直系亲属是否有刑事犯罪记录,高考填志愿时,近亲属有犯罪记录的学生有些专业也不允许报考,征兵政审中也有类似规定,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能从事包括法官、人民陪审员、检察官、公务员、律师等职业。民事与行政责任的承担,基本不会带来如此严重的附随影响。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在刑民交叉、行刑交叉的情况下,选择何种责任承担方式才能恰到好处的既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又较好的处理纠纷、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对于危害食品犯罪的一些案件,从犯罪构成上可能达到了刑事处罚的红线,但是从社会危害性上和个案的情节上是否足以严重到处以刑罚,不只是摆在法官面前的拷问,也是需要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共同研究和应对的现实问题,以更好地平衡好个体责任与社会责任,实现办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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